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中国发展模式？近些年，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有所放缓。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某些评论家预言的那样，在中美大国博弈、企业债务负担重、政府干预过多的压力下，进一步放缓？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就有必要理解什么是中国快速崛起背后的驱动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在其新作《赶超的逻辑》中分析并回答了上述问题。

  1978年时，没有人预测到中国会是此后四十年里世界上上涨的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在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近年的上涨的速度下行到6%左右，但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仍属于高速增长。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有很多流行的解释。比如，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为什么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比之前更快，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快过其他几个国家——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四十年里也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超过中国。

  一些评论家将中国的快速崛起归功于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鼓励出口，通过国家的扶持手段来支持国内企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能创造出增长奇迹，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通过这种模式或尝试通过这种模式取得类似的成功呢？实际上，在许多学者看来，国家主导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弱势。

  除此之外，流行的解释还包括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机遇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等。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逐一评价了这些解释。在这里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至少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应该可以实现像中国一样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都比较低，劳动力都很廉价，而且绝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它们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增长。尤其是体量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大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样，成为外国保护主义政策的攻击目标，因此按理说更容易实现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谜题不是中国的增长为什么比发达国家快很多，而是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换句话说，是什么独特的优势让中国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迅速地追赶发达国家？ 我把这称作“中国增长之谜”。

  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称为直接动因，包括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积累物质资本，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真正的特色是有全球最高的投资率。而这个高投资率是由同样高的储蓄率做支撑的。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具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基础教育质量。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已有技术的能力上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而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正是投资、教育、技术进步“三驾马车”拉动了中国经济40年的高速增长。

  但又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速度快过其他国家呢？这就是第二个层面的经济增长动因，也称为增长的根本动因，包括制度、地理和文化因素。

  我的分析结论是，体制和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导致中国的经济上涨的速度快过所有其他几个国家的差异化因素。其他因素如地理、气候和民族同质性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剩下可以考虑的主要因素就只有文化了。当然，文化论的观点并不新颖。儒家文化曾被社会学家用来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增长奇迹。但儒家文化究竟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呢？如何证明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比别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加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呢？如果儒家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的快速地增长只是发生在1978年之后，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儒家文化与制度政策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强调勤劳、储蓄、教育、信任和仁政的儒家文化。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将中国及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区分开来。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式的增长无法轻易复制。当然，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增长的原因，也能帮助我们预判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事实上，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速度近些年来开始下行，引起很多人对其未来前景的担忧。后疫情时代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也使人们担心这是否会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停滞或放缓。

  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我的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放缓既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正常的经济周期，也不只是外需减少或者某些内部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同时还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是可以增长更快的。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再过十年左右，中国完全可能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跨过这一里程碑之后，中国仍有潜力在之后二十年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摩擦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十年的常态，这种摩擦就像前进道路上的减速带，也许会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但不会使其逆转方向。最终，由儒家文化和体制改革驱动的投资、教育和技术创新等内在的增长引擎，将决定中国进一步崛起的速度。